编者按：“‘京’彩文化 青春绽放”行动计划启动以来，北京联合大学师生参与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组织承办的“行走田野间 探秘北京城”项目，深入基层、深入一线，积极参与田野考古和资料整理。我们从研究生杨茁关于金中都大型建筑基址整理项目的实践报告中，看联大学子的青春作为和青春智慧。
实践报告作者：杨茁，男，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 2021 级考古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金中都大型建筑基址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右安门内。2020 年起，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对该遗址进行持续性考古工作，发掘面积约 17000平方米，揭露出大型官式建筑组群及河道、道路、水井、灶、灰坑等大量辽金元时期遗迹，以金代最为丰富，还出土了玉册、仿铜瓷礼器、高等级建筑构建等带有皇家祭祀性质的遗物和大量瓷器残片，是金中都城市考古的一次重要发现。依托“行走田野间探秘北京城”项目，该遗址 2020 年发掘材料交由北京联合大学考古学专业团队整理。我很荣幸成为其中一员，参与到挖掘资料和文物器物整理实践中来。
发掘资料整理
我和 2021 级考古学专业同学们一起，完成大量文字发掘资料的整理，包括核对出土标本、整理 15 个探方的现场发掘记录与探方平剖面图、梳理遗址堆积形成过程、绘制各探方地层系络图等。
在整理过程中，我们发现在正式进行考古发掘前，2020 年发掘区域已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整个发掘区的晚期地层多数已不存在，且有两个独立发掘的探方，这些都为直接统一地层带来困难。因此，我们暂将发掘区分为 Aa（T1-T7）、Ab（T13-T18）、B（T8）、C（T12）四个小区域。Aa 区以北紧邻一道断崖（T1-T7 为东西向一字排列，断崖可作为 T1-T7 探方共同的北壁），依托北壁断崖上的原始地层，发掘者已对 T1-T7 探方进行了地层的统一；而 Ab、B、C 区因缺乏统一地层的证据，不再做强行统一，而是以探方为单位，逐个探方进行地层的梳理，此后可依据跨探方的重要遗迹及地层中包含物，把内涵相同的地层对应起来。经过共同努力，我们初步复原了金中都光源里遗址 2020 年发掘区域的地层堆积过程，将其大致分为五个阶段，并编写完成《遗迹堆积形成过程初稿》，为此后的整理及研究工作奠定了地层学基础。
陶瓷片整理
金中都大型建筑基址作为中都城内发现的带有祭祀性质的疑似皇家寺庙遗址，出土大量陶瓷器及其残片，2020 年发掘时已收为小件（可复原者）的陶瓷器标本 600 余件，而陶瓷残片则数以千计，分布在 220 个单位及地层中。相较于可复原的小件，陶瓷残片更能准确的体现一个单位的文化内涵，这使得陶瓷残片的拼对统计尤为重要，也是暑期实习项目中最主要的整理工作。
在整理陶瓷残片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对陶瓷残片的分类是一切工作的基础和前提——在做好分类的基础上，进行不同种类残片的统计才具有分析价值；做好分类就等于缩小可拼对残片的范围，可以提高拼对效率。为更好建立陶瓷残片的分类体系，我们首先对所有可复原小件进行了详细观察并分类，以此作为残片分类的基础，制作陶瓷残片统计表。对每个单位的陶瓷残片，都先进行系统分类，再按类别仔细拼对，确保拼对无遗漏后分类统计。
经过两个月的整理，我们基本完成 220 个地层单位的陶瓷残片拼对和统计工作。拼对出可复原的器物 42 件，作为新收小件标本。其中，“刻花青瓷侈口盘”“化妆土白瓷钵”“外壁刻花细白瓷碗”“青灰釉敞口大碗”等几种器形此前未见。我们还发现两件刻有“龙纹”的细白瓷残片及一件圈足外底墨书“官”字的粗白瓷残片，两件“龙纹”与定窑遗址涧磁岭 A 区金代中后期地层出土龙纹盘（JCAT2④:228）相似。
器物绘图及拍照
线图与彩图是记录出土遗物信息的重要手段，尤其对于瓷质品而言，线图侧重表现器形、器壁厚度及纹饰，彩图则对胎釉工艺、颜色、质地的呈现更加直观，两者缺一不可。暑期，绘图组与摄影组共完成近 300 件标本的线图绘制及器物摄影工作。
在进行器物绘图时，我们将“米格纸”加“坐标描点”的传统绘图方法与“三维建模”、“手绘屏描图”等新手段充分结合——绘制表现器形的正视图严格按照坐标描点的方法；遇到印花刻花等复杂纹饰，则先利用三维建模找到正投影图片，再导入 PS 软件，利用手绘屏进行拓描，以确保所绘纹饰清晰准确。
在文物摄影的过程中，我们充分利用学校实验室提供的专业摄影器材，针对文物的不同类型材质，选择相适应的布景及摄影方法。例如，拍摄较小的骨器或棋子时，使用微距相机配合灯箱等方式，以更好表现出工艺细节及质感；拍摄较大的陶瓷器时，则选用视角范围与人眼接近的标准焦段（50-85mm）配合外接闪光灯，使器物外形受到镜头畸变影响降低到最小。无论使用何种方法，都先在相应环境下调整相机的白平衡，使所有图片的白平衡保持一致，确保器物颜色不受灯光环境的影响。对于每一件器物，我们都借鉴“旧石器”拍摄的方法，进行多角度的拍摄，力求通过图片尽可能全面真实的表现文物的所有信息。
编写发掘报告
随着室内整理工作的深入，我们对金中都大型建筑基址的认识也逐步加深。自 8 月起，我们开始着手编写发掘报告。在与项目指导教师交流研讨后，我们将体例明确为：以发表重要考古材料为主体，并对遗址的时代及性质做初步判断。
编写时，我们特别注重对遗址地层堆积、重要遗迹现象、出土遗物的还原与描述，力求准确反映遗址的文化内涵和性质特征。首先，我们参考堆积形成过程的复原，分区域介绍遗址的地层及古道路、水井、房址等重要遗迹单位。而后，我们对已经整理好的材料按出土单位排比分析，决定以陶瓷器为主体，挑选能够代表时代特征的典型器物，将其分为五组，并按出土单位介绍。这五组器物基本对应遗址地层堆积过程的五个阶段——古道路（L1）使用时期、L1 废弃至房址（F1-F5）使用前、房址使用时期、房址废弃后、作为墓地使用时期。
最终，我们通过与已出土的辽金元时期纪年材料对比，初步将遗址分为三期五段，确定各期年代，将遗址堆积最为丰富的第二期定为金代。同时，我们对遗址性质开展初步探讨，查阅相关文献，结合出土的“玉册”、高等级建筑构建等遗物，认为该遗址可能是金中都城内一处带有祭祀性质的皇家寺庙遗址。
工作收获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系统阐述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深刻阐释“两个结合”重大意义，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依托项目实践，我们真正来到考古一线，用专业所学努力为运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考古学实证中华文明贡献青春力量。我们整理发现的能够反映金代先民祭祀生活的重要考古材料，穿越时空，缀合历史的片段，是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有力见证。我们也在过程中实实在在地感知传承古都历史文脉、展示古代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历史，对考古工作者“赓续历史文脉、传承中华文明”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形成更为扎实的认识。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继续用实际行动和踏实作为在考古一线的火热实践中绽放青春“京”彩。